編者按：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在2013年兩會期間強調，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qū)，要敢于啃硬骨頭。但改革攻堅的前提是對中國國情有基本和清醒的認識。華爾街日報中文版將陸續(xù)刊出維也納大學朱嘉明新書《中國改革的歧路》中第三篇《中國國情的八個關鍵問題》的內容。本文是第一個“關鍵問題”──“關于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中國國情是什么？“超大”無疑是最顯著的特征，十幾億人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等等。然而除了“超大”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變動”，經濟發(fā)展階段更迭、制度解構和重建、社會轉型，等等。而造成“變動”的因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際到國內，從意識形態(tài)到經濟利益，相當復雜。其中，發(fā)生過影響的各種主義就不下十種。所以，30余年的改革過程，就是各種因素的“雜合化”過程。
   中國當然早已經不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也不是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更不是計劃和市場結合的“混合經濟”。無論“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甚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不可能概括中國的基本特征。中國是什么，竟然成為問題，以至很難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制度和社會形態(tài)給以清晰的定義。古今中外，都沒有觀察中國的現成參照系。
   關于中國的判斷，此時此刻似乎是正確的，到了彼時彼刻就會錯了。所以，分析中國，僅僅避免“盲人摸象”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夠的。因為，連中國是不是一頭真的“象”本身都是問題。當你事先假定中國是“象”的時候，其實就已經犯了“先驗主義”的錯誤。退一步，即使中國曾經是“象”，因為受到各種因素影響，不斷處于變異和演進之中，此“象”也已非彼“象”。
   總之，中國是一個處于持續(xù)“變動”之中的龐然大物。認知中國新國情，需要具有全面和動態(tài)的雙重意識。筆者選擇和討論的八個問題，所要揭示的是，任何一個描述中國的概念都必須根據實際情況做重新解讀。

關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只要面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極端主張：一極是肯定政府干預，甚至主張由政府來控制市場和管理市場，以求產生超越自由市場的效率；另一極則傾向“市場經濟萬能”，反對政府參與和干預市場活動，認為市場可以通過公平競爭，避免資源配置扭曲、尋租機會、權錢交易。上述兩種看似極端不同的主張，都隱含了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市場經濟已經存在于中國。其實，這是最大的“幻覺”。
   評價一個國家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是有標準的。如果以世界發(fā)達國家作為參照系，可以從“國家”或者“宏觀”，以及“企業(yè)”或者“微觀”兩大類標準，衡量一個國家的市場經濟程度。這些標準至少包括：產權的清晰程度；對私人財產權保護程度；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程度，決定價格、成本、投資程度，決定匯率變化程度等等，或者反過來說政府干預和控制市場經濟運行的程度；勞資雙方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企業(yè)會計制度達到國際規(guī)范的程度；設立合資企業(yè)或外資企業(yè)的自由程度；企業(yè)向國外轉移利潤或資本，以及決定出口價格和出口數量的自由程度；開展商業(yè)活動的自由程度，壟斷行為是否得以控制，市場規(guī)則和市場秩序的完善程度，等等。
   上述標準中，市場決定價格、自由貿易和貨幣的可兌換最為關鍵。如果以這些市場經濟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并沒有形成市場經濟。最多是建立了市場經濟的外殼，并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所以，諸如“市場失靈”和“市場失敗”的問題，無從談起。
   在中國過去30余年間，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歷了三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是 1980 年代，計劃經濟解體，政府作用下降，市場經濟開始；第二階段是 1990 年代，政府作用全面反彈，發(fā)育不久的市場經濟遭到壓制。在這個階段中，既有對 1980 年代改革的“路徑依賴”，也有對 1980 年代改革的背離。第三階段是在 2000 年之后，政府徹底控制市場，市場淪為政府工具，不僅遠離了市場經濟，跳躍過自由競爭階段，直接走向了國家壟斷經濟。其間，只有 1980 年代，曾經有過市場經濟發(fā)育和成長的機會。那么，為什么政府在和市場的博弈中成為了贏家，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卻沒能使之建立市場經濟呢？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一，政府具有天然優(yōu)勢，主導“市場經濟”的創(chuàng)建。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企望通過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廢棄計劃經濟。但是，因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傳統在 1950 年代被徹底摧毀和連根拔掉，重建市場經濟需要政府主導。也就是說，新的市場經濟不是自然發(fā)育出來，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這是經濟改革最重要的初始“悖論”。問題是，政府原本是計劃經濟的核心，掌控著幾乎全部經濟資源和經濟活動空間。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對擁有絕對經濟權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所以，依賴這樣的政府重建市場經濟，劃清政府和市場邊界，制定相關法規(guī)和政策，完成行政資源轉換為市場資源，從頭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對于政府來說，市場不應該成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經濟形態(tài)，而是政府的“新領地”。當然，政府的意志是通過決策集團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現出來的。
   在1990 年代中期，決策層受計劃經濟傳統影響，加上吸取東亞市場受政府管制的經驗，在強化市場、民營經濟和地方權力，還是強化國家管理市場、國家壟斷和中央集權的關鍵問題上，選擇了后者，最終導致了計劃經濟的回潮，不是扶植而是抑制市場經濟制度。結果是政府自身利益不但沒有削弱，而是更加擴大。政府功能、政府機構、政府雇員、政府經費全方位增長，政府系統高度官僚化。政府所使用的法律、行政、技術手段增多，對經濟的控制能力顯著上升。
   第二，政府改造和利用了市場機制和市場經濟工具。市場機制是通過市場競爭配置資源的方式。具體地說，在各類市場上特定的并起獨特作用的市場機制包括：金融市場上的利率機制、外匯市場上的匯率機制、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機制，等等。在中國，是政府的官僚系統決定貨幣供給量、利息率水準和匯率波動，沒有市場機制的任何空間。例如，利息市場化喊了二十年，至今看不到它實現的可能性。
   此外，貨幣化應該是中國重建市場經濟的重要前提，但是，貨幣化很快被政府所利用。政府通過對金融機構的壟斷，長期實行寬松和放任的貨幣政策；成為鑄幣稅的唯一享有者，而且通過貨幣供給推動的通貨膨脹，形成隱蔽“稅收”。還有，所謂的債券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甚至衍生工具，無一可以擺脫政府的監(jiān)控和操縱。金融經濟部門形成之日，就是政府獲取新經濟板塊之時。政府的貨幣權力不斷擴大，成為貨幣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資源的最大經營者。
   第三，政府異化為經濟實體。政府不僅是國家對土地、礦產資源、國有企業(yè)和資本所有權的直接代理者，不僅擁有稅收資源和對金融資本的操控力，成為中國財富擴張運動的發(fā)動者受和益者，而且集儲蓄、投資和消費主體為一身，成為實在的經濟實體。以土地資源為例，自 1990 年之后席卷全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市場化”，還有以城市化名義對城市居民的“拆遷”和農民土地的“征用”，其實就是政府主導之下的土地資本化。土地70年使用權的收益變成土地出讓金，政府一次性收取和一次性花掉，成為國有土地價值升高的最大受益者。
   政府財政能力的擴張速度，持續(xù)超過國民所得增長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政府的經濟行為，從動用社會保障基金到投資基礎設施等“公共品”，對國民經濟影響至深。如果說，中國存在一個市場，那么政府就是左右這個市場供求關系背后的最大變數。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特別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政府通過對危機性質和嚴重程度的誤導，降低民眾對市場制度的信心，增加對政府的依賴，加速國有企業(yè)對金融、能源、通訊和基礎設施等領域的壟斷進程。
   歷史告訴我們，計劃經濟制度的衰敗和瓦解，并不能推導出市場經濟必然取而代之的結論。1990 年代以后，政治改革停止，1980年代一度顯現的市場經濟雛形，很快遭遇扼殺。沒有約束的政府，憑藉在計劃經濟時期對經濟的“自然壟斷”地位，包攬“市場經濟”的設計和建造，怎么可能產生出獨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場呢？經過政府之手建立的所謂市場，天生地不具備排除政府干擾公平競爭的本能，不過是政府的一種工具，甚至是政府的婢女。
   所以，政府也就無需扮演市場經濟的“守夜人”角色，為經濟活動提供法治、秩序、保護等，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響和改變經濟制度和經濟秩序。政府不是防止、抑制和打擊壟斷，而是推動和加劇壟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中介”；對于國民所得的分配，不是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會公平，而是擠占民間和個人財富，加劇貧富懸殊。在股票市場開放之時，人們曾經對其抱有極大希望，以為是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然而，2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股票市場是在政府操縱下，通過國有企業(yè)上市劫取民間資本的場所。
   簡言之，政府以市場的名義，不斷重復著各種反市場的行為，將市場異化為實現擴大經濟權利的手段，政府權力已經超過計劃經濟時代，至今看不到衰減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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