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間以來，為了應對“錢荒”和貨幣空轉的局面，最高決策層提出了“盤活存量、用好增量”的舉措，最近國務院又頒布了《關于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簡稱“金融國十條”）。最近兩年多來，中國已經多次運用貨幣調控和金融改革手段來調結構穩(wěn)增長，但它們能否真正起到盤活存量、優(yōu)化經濟結構的作用呢？

用金融手段調結構功效有限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體量已經足夠大了，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也舉足輕重。但面臨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如產業(yè)結構、城鄉(xiāng)二元經濟結構、居民收入結構等。中國經濟好比是一滿杯沉積的液體，各種資源都沉淀在下面，被少數人或機構所占有。以居民財富分配為例，中國是全球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基尼系數一直在0.4以上，真實的數據可能更高。假如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則中國的消費需求還可以大幅上升，因為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要大大高于高收入群體。

比如當某人獲得了1000萬的收入，他很可能只花100萬用于日常消費，拿900萬去投資房地產。但如果這1000萬是由100個人來平均分享，即每個人獲得10萬，則這100個人可能將獲得收入的一半用來消費，即累計有500萬用于消費，這就不會導致房價的大幅攀升，但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則可以明顯提升。但運用金融手段能夠扭轉收入結構畸形的狀況嗎？顯然作用有限。

從“金融國十條”的細項看，它很明顯地表達了“盤活存量和用好增量”的意愿，試圖通過金融手段來支持實現(xiàn)經濟結構調整轉型的目標。但目標的確定和目標能否實現(xiàn)是兩回事，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存在已久，解決方案也層出不窮，但效果都不明顯。應該說，“金融國十條”更多是將過去的政策和手段進行歸納梳理，新的亮點其實不多。比如拓寬民營企業(yè)的融資渠道、金融支持中小企業(yè)、小微企業(yè)及科技企業(yè)的發(fā)展、發(fā)展消費信貸、資產證券化等，都是老生常談的政策了。這些政策目標和相應舉措的執(zhí)行效果為何不理想呢？這與金融機構的執(zhí)行意愿或執(zhí)行難度有關，如給中小企業(yè)貸款，盡管貸款利率可以上浮，但每筆貸款的金額小、信用風險大，還不如貸給國企及與地方政府相關的項目。因此，中小企業(yè)融資難的問題就永遠成為老大難的問題。

對于中國經濟這杯沉積的液體，最好的手段是攪拌，讓資源分布更均勻，結構更合理。而金融手段主要是調控總量，對結構問題的解決能力非常弱，更何況目前這杯水已經很滿了，當今貨幣政策主要的功能是收而不是放水，故其操作空間不太大，且隨著經濟增速的回落，貨幣政策在“放松”和刺激經濟方面的作用就更顯乏力了。

金融是果、財稅是因、根在體制

當前的“錢荒”現(xiàn)象、貨幣空轉、貨幣總量的不斷攀升以及對銀行壞賬率上升的擔憂等問題，看上去都出在金融層面，但這只是表象。如果只是將金融領域出現(xiàn)的問題用金融手段來解決，就有頭痛醫(yī)頭腳痛醫(yī)腳之嫌。

例如，貨幣供應量的不斷膨脹，這很少是貨幣政策因素造成的，更多是來自于外部的融資需求，如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企業(yè)的高負債經營等。當實體經濟出現(xiàn)問題時，貨幣流通速度必然放慢，而地方政府和國企的非經濟行為又會導致其對融資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則貨幣總量就會上升。即便是金融監(jiān)管當局控制了信貸總量，非金融部門仍然可以通過各種直接融資的方式來獲得融資，而銀行則在利益的驅動下擴大表外業(yè)務的規(guī)模。

那么，外匯占款的上升對貨幣供應量的攀升也功不可沒，這是否可歸結為貨幣政策如匯率、外匯管制等失當呢？這確實有貨幣當局的一部分責任，但更主要的責任還是在非金融部門，如國內要素價格的人為扭曲吸引大量外匯流入等。

因此，從深層次分析發(fā)現(xiàn)，對貨幣的巨大需求主要來自國企和地方政府兩個層面，國有企業(yè)上繳利潤過少，減少了國家財政應得收入。如2011年央企實際上繳利潤757.36億元，而同期央企的稅后利潤達到11115億元，央企的平均利潤上繳率不足7%，而西方國企一般要上繳50%左右。另一方面，國企的投資沖動依然強烈，2011年央企的平均負債率在65%。同樣，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也十分強烈，導致這幾年地方債務的上升速度非常快。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負債率水平并沒有列入政績考核指標中，本屆政府所欠債務可以拖延到下屆乃至再下屆去清理。這些都與中國現(xiàn)有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滯后有關。

財政的透明度較低，監(jiān)管不到位，很多非稅收入并沒有納入到預算監(jiān)督內，這些問題長期被拖延，必然導致政府債務水平的快速上升，而且，與地方政府相關的債務水平究竟有多高，也是模糊的。那么，財稅改革為何長期滯后于金融改革呢？因為后者主要對總量進行調控，對經濟結構和利益結構影響不大，而前者盡管也可以調總量，但它往往是先動結構，再通過結構變化來影響總量。而動結構就容易打破現(xiàn)有的利益格局，涉及到具體的部門和人，這個難度顯然比動總量要大了。如上調國企繳納利潤比例，就要動國企的利益，而個稅改革，觸動的利益面更大。

當今的利益格局越來越固化，財稅改革要有大動作就比較困難。目前在推行的營改增改革，盡管屬于低級別的財稅改革，但也對利益格局帶來一定的沖擊。因此，要改變因觸及利益而難以推進財稅改革的局面，就應該大力度推進行政體制改革，行政體制不改，簡政放權、減少審批、政務透明等目標就很難實現(xiàn)，其他改革就會不徹底、不深入。

盤活存量的突破點有哪些？

盤活存量，實際上是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的換一種說法，但長期以來，有關結構調整的口號和措施層出不窮，但成效不大，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從2004年就開始研究方案，但到今年3月份才推出，歷時九年，而從內容看，實際操作層面的力度不大，因此，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迄今仍未得到明顯改善。再如，中國的個稅占整個稅收收入的比重只有6%-7%，而美國達到50%，可見，中國個稅的高稅率并不能有效征稅。盡管中國早已明確要把企業(yè)代扣代繳的單一個稅，改成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稅，但這方面迄今沒有進展，由此帶來的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不公是驚人的。

此外，還有一些目標如政府職能轉型、國退民進、改變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實際上也遲遲不能實現(xiàn)。這就值得反思了：一個政策目標能否順利實現(xiàn)，至少取決于三大因素：執(zhí)行者的意愿、可操作性和實現(xiàn)難度。比如辦奧運和世博，都是投資行為，既有樹立國際形象的強烈意愿，又可動用全國資源來操作，且不考核盈虧，實現(xiàn)難度較小，故目標容易實現(xiàn)。而對于其他目標，則在意愿、操作和實現(xiàn)難度上可能就大相徑庭了。

因此，盤活存量必須采取更現(xiàn)實的方式來推進，需要接地氣，尋找突破口，而不能以頂層設計為借口，推遲改革進程。比如，國退民進是早已確定的政策目標，但讓國有企業(yè)以轉讓、拍賣的方式退出很難，事實上，國有企業(yè)退出的兩個最佳時間窗口都已經錯過，一個是2007年，另一個是2010年，目前退出，基本賣不出好價了。但可以先選擇“民進”，開放壟斷性行業(yè)，如金融、電信、天然氣、文化傳媒、醫(yī)療衛(wèi)生、航空等領域，由于民企的效率高于國企，這就會最終逼迫大部分低效國企通過并購、拍賣等方式逐步退出。即民進是因，國退是果，其結果是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效率大大提高了，并帶動行業(yè)良性發(fā)展。

另一個可以盤活存量的突破口，就是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如勞動力、土地、資金、資源環(huán)境等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這也是一個營造公平競爭環(huán)境的有效舉措。例如，過去不少國企可以獲得優(yōu)惠貸款利率，可以雇傭大量廉價的勞務合同工，如果改革能夠實現(xiàn)市場化利率和同工同酬，則目前不少國企占很大比重的產能過剩行業(yè)可以逐步去產能。

總體上看，廣譜式的改革舉措更容易推進，而個性化的、直接觸動利益的改革舉措容易遭到抵觸，這應該是決策者應該考慮到的。而且，歷史證明，理性、全面和系統(tǒng)性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推進不下去的，最有效的改革還是靠倒逼來推進。上世紀90年代初朱镕基主導的大力度改革，其背景就是大批國企虧損，中央財政赤字大幅上升，這就迫使他進行物價改革、國企改革、財稅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而這一次經濟步入下行軌道，又會出現(xiàn)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類似的情況，因此，接下來可能出現(xiàn)的大力度、大規(guī)模的改革，還是值得期待。